自建国以来,巴基斯坦在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人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齐玉苓案是一起涉及受教育权的侵权案件，具有民事案件的性质，中国法院系统也是按照民事案件予以立案和审判的，因而并非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45]显然，哥斯达黎加司法审查制度的结构性演变与其作为拉美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作为西班牙传统殖民地的殖民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美国通过宪法的成文性打通了普通法传统与现代宪政之民主原则之间的观念性障碍，使得美国式的宪政主义具有了普通法理性之外的民主正当意志基础。[53]关于Bellamy的概括，身处司法宪政主义大本营的某些美国宪法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可称为美国之人民宪政论的理论批评，如Richard D. Parker ，Mark Tushnet.等。（2）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香港宪政发展的实际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香港方面的提请进行了法律解释。或者是对法律的合宪性监督，所谓‘司法审查，可能授予普通法院，尤其是授予最高法院。政治学家揭示的宪政的民主维度与法学家念兹在兹的宪政的法治维度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代宪政主义的二元话语体系，居于偏师地位的政治宪政主义(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便身处该二元体系提供的对话与对峙空间之中。

《革命与宪法及中国宪制问题》，《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由此，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也构成了欧陆独具特色的一种司法宪政主义模式。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胜利之后的1916年7月宣告停止活动，1919年国民党复建。

改革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只是对改革具体行为的形象化描述，并不构成严格的政治与宪法理论。前已述及，孙中山在宋教仁案的刺激下已经在开展国民党的再度革命党化，并初步呈现出领袖原则和党治原则的端倪，但由于新的理论构想和欧美主流政治模式相距甚远且缺乏理论支撑，因而还不够成熟。以主义作为武器，既是抗击外侮、维护主权的动员依据，也是斩断旧文、内部改造的政治纲领。可以说，在晚清的政治思想格局中，代表革命派的孙中山也是比较宪法的重要代表。

在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中，宪政阶段论是唯一与党国体制有着直接逻辑关联的思想因素，对于落实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至关重要。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大在《政协宪草》基础上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宣布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实施，正式结束训政。

革命—改革—宪政构成了我们理解作为改革宪法的82宪法之宪法规范内涵与实践指向的重要理论线索。国民党的重新革命党化并实行效忠领袖原则，反映了孙中山建党思想的重要转变，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建党与建国理论1936年5月，《五五宪草》公布，不久因抗战爆发，制宪过程中断。中国宪法中的这一政治宪法结构并不具有直接的中国古典政治根源，也不是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制的演化，而是来自于中国近现代救亡图存背景下诸种政治思想模式之竞争和中国人民以革命建国为主线的政治成熟过程。

孙中山从民国国父一下子变为民国政府的通缉犯，共和革命之成果付诸东流，二次革命中国民党纪律涣散，不堪一击。不过，1982宪法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总决断为前提，开启的是一个面向常态、融入欧美主流世界的历史进程，其在改革时代主要的理论创新（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化理论，四个宪法修正案中包含的规范性的宪政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谐社会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理论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方向上更加完全与彻底的进展，其所汲取的主要理论资源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旨，而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这使得经历改革三十年之后，当代中国更加具有中国文明属性和世界主流属性，其在古今和中西两个历史哲学维度上的思想性调适和制度性改革构成中国大国崛起的基本经验。后来蒋介石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可能就渊源于孙中山的这一次改组。申言之，作为孙中山宪法思想之规范论的三民主义甚至已经凸显了西方学者在几十年后才提出的三代人权的基本结构。

改革是典型的阶段论概念，置身于革命—改革—宪政的逻辑连环之中，成为新的宪政阶段论。在整体生存与富强的压力之下，革命激进主义逐渐在价值与实践上超脱了共和宪政内蕴的妥协、节制与理性的美德，而一力求新，在政治上导致威权主义，从而为国共两党在宪法上的成熟转型提供了从理论到制度的一系列疑难和困局。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主张，要求召开国是会议，商讨抗战后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施政纲领，结束训政。1931年6月1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颁布，开始训政阶段。

如今以一中各表形式存在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统一问题，是中国宪政转型最终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摘要]在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竞相展开的共和建国大业中，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构成了共同的政治实践理性与建国思想来源，尽管共产党对于阶段论有着别具一格的叙事。[12] 参见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彼时的清廷已经缺乏真正的政治家和具有战斗力的直控部队，故首义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大体决定于两大汉族政治集团：一是南方的革命党政权。而且，经过旧政协时期的政治合作，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基本政治原则与合作方式已经具有共识基础和基本经验，这也是1949年的新政协顺利召开和新中国顺利制宪建国的重要历史基础。然而，改革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如欲进一步崛起为负责任大国和自我定义的文明国家，就必须进一步深度调用中国古典和西方主流文明因素，以世界眼光重估中国现代史、宪制结构及其历史合理性。

民国宪政随之转入议会政治阶段。此时孙中山提出宪政阶段论应该是胸有成竹了，因为有了列宁主义提供的政党组织模式和党国关系模式，分别可以支撑其军政和训政的组织、纪律与制度需求。

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共产党没有参加。袁世凯以逼退清廷的《清帝逊位诏书》完成了中国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任务，并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前已述及，国民党抗战之后的宪政转型并不是严格按照建国大纲和训政约法的步骤与标准展开的，而是建立在抗战之后的全新的政治基础之上，即党派协商模式。概言之，国共两党在20世纪上半叶共同选择的党国体制是中国人民经由传统王朝政治向现代法理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背后缠绕的是政治变迁的历史理性逻辑和宪政转型的先进性命题。

1920年代中后期以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大革命（尤其是北伐战争）就是孙中山所谓的军政。由于早年投身革命，其海外经历十分丰富，对欧美宪制之了解与理解尽管未必极其深刻，但大体具有相对周全的知识。[13]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化用孙中山先生曾经的一句政治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陆宪政转型当在理论上发展出成熟的宪政阶段论，在实践上注意充实公民权利和鼓励公众政治参与，努力践行宪政尚未成功，公民仍须努力。

在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中，宪政阶段论是唯一与党国体制有着直接逻辑关联的思想因素，对于落实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至关重要。1946年1月31日，政协通过《和平建国纲领》，并决议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制宪国大。

[2]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其中民族涉及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这一解放既针对外国列强，也针对满清政府），接近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凌背景下政治/文化精英的普遍共识。1948年5月10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颁布，宪法主要条款被冻结。

政治协商会议展开，38名代表，国民党8席，共产党7席，民盟9席，无党派9席，中国青年党5席。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内忧外患同时迸发，攘外与安内的政策优先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训政提供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政治宪法结构，因为同受列宁主义影响，这一结构与今日大陆地区的政治宪法结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不过，这两场光荣革命都是开局良好，中途夭折。纵观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其中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不可能成为党国体制的直接规范基础，唯有宪政阶段论与党国体制联系密切。

夏勇教授提出过关照中国宪法改革的三个分析性概念，即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并认为中国宪政转型的路线是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再到宪政宪法。共产党之接受党国体制则以相对系统完整的列宁主义教义为基础，根本目标在于共产主义而非宪政，后随着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政治建构，特别是通过以宪法修正案形式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长期化性质之后，人民主权和宪政国家也成为这一长期阶段在政治结构上应予实现的根本价值，其结构性难题在于如何以人民主权之根本规范来解释和转化中国宪法上的政治宪法结构。

总之，在中国哲学的体用关系中，列宁主义相对于中国国民党仅占有用的地位，国民党也从未对列宁主义之主义有过直接的承受，而这种制度之用又被镶嵌进孙中山的训政时期的法权框架之中。1927年国共分裂，原因复杂，但与国民党在教义上与列宁主义迥然有别存在很大关联。

（3）人民之政治权利受到严重压制，在未完全自治的县需要由国民政府进行训导，人民成为政治学习班之学员，即使在经过训导而合格的所谓完全自治的县，人民之政治权利也局限于县级自治的范围。当然，由于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体）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和政治革命范围内，未接受列宁主义教义的真理性、普适性和彻底性，因而与以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党存在着教义上根本区别，这是国共终极冲突的根源。